然而，后结构主义者对语言的深思，尤其是当我把它置于信息方式的语境之下时，这种深思确实开辟了一条通往一种新政治的道路，或者起码也暗含着这种开端的可能性。一个人对后结构主义的政治抱着怎样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评价现存的政治场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把自律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则是集体的）理性主体预设为人民主权论的基础，所以在我看来，他们的眼光都很不适合信息方式下的现有局面。电子媒介交流的世界瓦解了这种观点的阐释基础。在这一程度上，信息方式构建了各种各样的主体多重的、分散的、去中心的、不稳定的，以此与同一性的文化相抗衡；这样描述出来的新的政治地形，其中必须放在前沿位置的是现代政治中“他者”的主张。对3政治新构型加以理论探究的努力中，最可能有所成就的当属拉克洛和莫菲将霸权理论与解构主义的嫁接，以及利奥塔的习语(phrases)与歧见(differends)的哲学。
拉克洛和莫菲以福柯和德勒兹/瓜塔里的著作为其立论基础。尤其在《监视与惩罚》(1975)以及《千座高原》(1980)这两部书中，这几位作者使社会科学的概念复杂化并消除其总体化，而拉克洛和莫菲则采用并改造了他们的这种方式。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和德勒兹/瓜塔里的“聚集(assemblage)”都是为社会提出的隐喻。它们在深层与现代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进行竞争。这一理论着眼于界定这样的行为者，他们能够获得社会的客观知识，并尽力摧毁那些阻碍其自由的障碍。政治在这里变成了行为者为了控制社会以及控制对正义的定义的一场竞争。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正义是一件程序事项，是理性个人能否具有追求自身利益而不受异律干预的能力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正义是将个体团结起来并理性化地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有关这两者的差异的争执甚是激烈。其实，这只是白人男性人文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从长远角度看，这种争论所耿耿于怀的差异恐怕终究不会超过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差异，而是类似于它们之间的差异。说到底，他们都是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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