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文本性在命名（naming）实践中是很明显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到商品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就好像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例外重复（duplicity)。拉克洛和莫菲坚持名称的必然性以及它们自身内部所具有的那种解构逻辑，坚持一种普遍化的象形逻辑。对他们而言，历史可以被描绘成一种双重过程，借助这一过程，诸种力量便既可用能指铭写自己的名称，又可用能指消除自己的名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自由主义”这个能指分别被包容关系和排他关系所界定。作为一个能指，当自由主义空虚无义的时候，它在模拟共识、统一其指涉对象过程中，最具意识形态效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个能指非常含糊和不稳定时，对承载其身份的行为者来说，便是最透明的时刻。拉克洛和莫菲断言，当同一性要在偶发性和不完整性中协商出来时，激进式民主便更前进了一步。
他们的观点中存在的这一问题必须予以注意。对理论与社会的某种镜反作用潜入了他们的话语：解构理论揭示的是一个可解构的社会世界。例如，他们争论说，非话语的实践说到底还是话语的，因此他们便批判了福柯对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的区分；“如果我们分析了所谓的非话语性复合体—公共机构、技术、生产组织等等，我们便只会发现客体之中差别性立场的复杂形式……这些形式只能……被构想为话语的表述。”②拉克洛和莫菲坚决认为，因为社会只有通过在话语中表现为差别关系，才变得有意义，所以福柯不可能假定一个非话语的王国。于是，文本之外，更具体地说是解构性文本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如果确实如此，封闭性便再次被引入拉克洛和莫菲的观点。为了使社会领域能完全经得住解构策略的检验，他们压抑了非话语的存在。收买解构主义社会的代价是将解构主义文本的思想策略总体化。因此后现代主义退守着现代主义者试图“缝合”或控制其客体的这一理论冲动。福柯的观点是，即便只是把它当作一个非可理解性（non-intelligibility）的视界，非话语的存在也应保留一席之地，我认为，他的这一观点对于节制人们对总体化的冲动具有优势。
198
信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