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社会评论家抱怨，在诸如媒体、科学、电脑以及政府与公司的监视中，信息语言的增加本身便瓦解着表征功能的根基。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认识到了非表征语言传布范围如此之广，自有其新奇之处，这位重要的理论家哀叹：“不幸的是，还没有哪一个社会像我们自己的社会一样被如此神秘化，且神秘化方式又是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充斥着音讯与信息，而它们正是神秘化的14载体…”⑤杰姆逊所暗示的是，当语言的滥用导致荒诞不经的混乱时，语言便不是行动的工具了。对他而言，音讯倍增从根本上损害了大脑对意义与噪音进行有选择地辨别的能力。另一位批评家对最近的信息爆炸所作论述给人印象之深，使他能够以此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新基础。理查德·特迪曼(Richard Terdiman)写道：“在一个话语饱和的世界，语言本身已变为各方争夺的领地。我将论证这种饱和是一种文化种差（differentiaspecifica)，区分了现代时期与早期形态”。⑩要对信息方式这一概念进行全面研究，就必须对每个个体所面对的全部自指信息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这种探讨可能会为理性个体或中心化主体（centered subject）的不稳定性提供一个衡量尺度，而该个体或主体所假想的自律性所联系的则是把意符与指涉、词与物结合起来的能力，简言之，这种自律性联系着语言表征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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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