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的是，表征危机不仅源自信息爆炸，杰姆逊与特迪曼已注意到这点，而且也源自信息流通其间的新型交流结构。一旦超越某个特定点，说话者与受话者之间的距离增加便允许对传输者与接受者、音讯与它的语境、接受者/主体与他/她的表征等关系进行重构。这些重构，亦即我所谓的语言包装，转而将一种新的关系强加到科学与权力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群之间、（原作者性）权威（authority）与法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消费者与零售商之间。总而言之，作为现代社会特征的种种坚固的制度性常规虽已存在两百年左右，而今却正被电子媒介交流这场地震所动摇，并被重新组构成新的常规，其轮廓迄今为止仍一点也不清晰。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语言是意向（intentional）行动的工具，按说也必须在信息方式理论范围内对它加以论述，但语言还有另一种极为不同的能力：它是一种描绘性的（figurative）结构化权力，它构建言说主体，同时也构建作为言说对象的主体。在语言的这一层面上，电子媒介交流具有非常强有力的功效。电子媒介交流使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关系变远，并且摆脱了阅读者或书写者与印刷或手写文本的可感可触的物质性之间的关系，因而它搅乱了主体与主体所传送或接收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并以极其新的形式对这一关系重新构建。对置身电子媒介交流中的主体而言，客体则倾向于变为能指流(the flow of signifiers)本身，而不会变
导论无物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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