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一个更宽泛的目的是要探讨要有怎样的理论条件，才能理解主体新的构型方式。因此必须明确说明该研究的一些重要界限。提出“信息方式”这一术语，并不是把它作为控制或铭写现时代的某个图型（figure）的总体化或本质化的范畴。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它是多重性的：信息有许多种方式，每一种方式都有其历史特殊性，它们之间有连贯亦有断裂。在本书的研究中，我并不打算生成一套信息方式领域的正式理论。马克思论述生产方式以及韦伯论述合法权威的理论时，都勾勒出诸多概念，而我却没有这样做；但在所论述的每一点上，我都限定并控制所论及的经验研究领域，或提供解释性模式以说明一种信息方式向另一种方式的转变，或提出用来进行历史分期的分类法。我之所以在理论上采取这种谦卑态度，乃是因为我所采用的理论策略迫使我应该谨慎。这些理论策略是大家所熟知的后结构主义式的，在我看来对我的研究尤为恰当并很有启迪。因而本书只是初步的研究权作当今情境下信息方式方面的抛砖引玉之作，希望这部实验之作能促进更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及经验研究。
对社会批判理论的检讨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应采取以行动为中心的模式（actioncenteredmodels）来考察当代社会。其原因有二。首先，在最近的抗议运动中采取主动的群体，如妇女和少数人群体(minorities)，已被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元叙事铭写为“他者(other)”。这些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诉诸于被认为有能力从主导性中解放自身的理性主体(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不满。妇女和少数人群体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或至少是处于中心化的政治戏剧的边缘。因此。70年代妇女和少数人群体占据政治对抗的中心舞台时，移位（dislocation）——某些女性主义理论特别着力谈到的移位，便被强加给解放理论的早期传统。为了将“他者”政治纳入研究，社会批判理论必须进行认识论上的彻底检讨，在此检讨过程中，理性主体的图型不应再起着基础或框架作用。由此我们才能得以重构正常/异常、多数/少数、男性/女性的对立。除了女性主义及特称（subaltern）理论以外，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以及波德里亚的后结构主义立场，也正朝这个方向转移。②有些解放性元叙事（metanarratives)已不再起批判作用，而他们则矫正了向这些元叙事的伪回归做法。他们还告诫我们，不要把理论家，尤其是男性理论家，定位成理性主体，或定位成解放运动中的中心特权位置；为此他们还建立了理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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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