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身体已不再有效地限制主体的位置。或者这样说也许更好些，通信设备使整个地球上的神经系统延伸到这样的程度，使它能将我们的这一星球笼罩在，借用德日进（TeilharddeChardin)的术语便是，语言的意识域(noosphere)内。®如果我坐在加利福尼亚便能与巴黎的一个朋友直接或通过电子邮件交谈；如果我不必走出家门便能目睹全球各地发生的政治文化事件；如果遥远的某地有一个数据库，它包含着我的个人资料，并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政府机构提供了这些资料，使它们做出了有损我的生活的决定；如果我通过电视或电脑就可以在家购物；那么我在哪里?我又是谁呢?在这些情形下，我不可能认为自己还占据着我理性的、自律的主体性的中心，也不可能认为自己还是被一个界定明晰的自我（ego）所限定着，我只能认为自己是分裂的、颠倒的、消散于社会空间之中。
信息方式的研究与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研究有某种程度的交叉。下文论及的电视广告和电脑购物也是研读大众文化的学生所熟悉的话题。80年代，大众文化的研究终于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有关文化工业对大众的操纵这一论题的先入之见，这种先入之见源于他们对高雅文化的推崇，把它看成是解放性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和“文化研究”大纲在大众人群中寻找抵制支配形式的出发点。与此相反，我研究信息方式更关注主体对文化经验的构建方式和形式，而不关注已经构成的主体群是如何抵制或趋同于大众文化的“外部”要求的。我的研究与文化研究中的这一倾向更密切相关：探讨通俗文化是以何种方式将大众构型为“女性的”、被动低劣的、接受型的。②我们还会看到，信息方式的某些部分还将主体构型为“他者”，成为与自律理性的文化理想不同的“他者”。我将在下文中着重讨论与这一理想之间的断裂，并探讨随这种断裂产生的解放性的以及压抑性的诸多可能。
导论无物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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