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社会机制正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极其新异，局限于成规见解便不能对此予以充分解说。可以这样说，社会研究者面对着一场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谓的范式转换(paradigmshift)，只不过知识异态情形，亦即抵制旧有框架的因素，还没有达到临界质量或者仍未构成足够大的量，还不能使观察者相信有必要抛弃传统立场，支持新立场。同样，也可以这样说，最近的社会变化在现存框架内还可以理解。
另一种可能便是，此理论并非以一个总体化框架代替另一框架，而只是一种能解说新现象的局部理论的展开而已。这便是我在下文中将要维护的立场。这种新的历史成分可能会引起社会秩序根本变化，要对此进行研究，必然需要一些条件，我想证明这一研究的可能性，并将这些条件理论化。再者，要分析该历史成分就必须具备一些理论条件，其中的一部分便是要反驳总体化理论。这是界限分明但又互为联系的两个理论议题。我所要论证的是，社会上的新事物只是一套基于语言学的支配结构，这些结构的特征之一便是它们对话语的总体化形式的依赖。因而，批判理论的一个难题就是要发展出一种话语形式，且这种话语形式不能重复它所要分析和驳倒的种种话语的总体化性质。于是，诸如“后工业社会”等概念的首要缺陷便是，它们只是以一种总体化立场代替另一种总体化立场。
在对后工业理论提出批判之前，我首先要表明我对总体化理论的批判。通用理论（general theories）与总体化理论（totalizingtheories）必须加以区别。通用理论在一个具体的分析层面上或者为经验中某个限定了的部分指定一个范围，覆盖社会绝大部分。人口统计学便是通用理论的一个例子。当通用理论声称它已将该领域内的社会现象或社会“本质”尽数囊括之时，概而言之，当它使该理论范围外的观点和经验被边缘化了的时候，这一通用理论就变成总体化的了。我所使用的这一术语是指，总体化理论将敌对观点排挤出局，并声称它已经将整个社会领域的意义研究透彻；或者没这么极端，它只是声称已经将作为其理论上的研究对象的那部分社会领域研究透彻。总体化理论的立场都建立在自然辩证法、理性、统计运算等领域，从而具有将社会领域去历史化(dehistoricize）的倾向。在理论形成过程中，总会有某个时刻，总体化过程不可避免，也不该避免。因为当理论家面对各种可能的研究主题，从中选择其研究领域或主题时，其选择过程就暗含了某种总体化行为。仅从这个意义讲，总体化过程是使得任何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的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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