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马克思和韦伯一样，贝尔假定社会领域由种种行动组成。我们已经看到，他把后工业社会的特性看作服务经济（serviceeconomy)，其中大部分人已不再从事原材料的采掘或商品的制造，而是从事于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或“游戏”。贝尔坚持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中心特征是知识和信息在经济中所扮的新角色。为新的社会转型作辩护的作者们，一般说来也确实都集中在信息上，把信息看作是探讨正在出现的经济新世界的重要主题。他们把信息的生产、分配及消费的新模式膜拜为新时代的首要属性。他们全都把信息当作一组经济事实对待，而贝尔尤其如此，因此他们便是在资本主义的(在有些情形中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旧范畴内消化这些社会新现象。
贝尔敏锐地注意到信息的异常性质：信息不像物质商品，它不因消费而耗竭。一个人从数据库中获取信息并不降低另一个人获得同样信息的能力。实际上，甚至每个人都可能在同时“拥有”同样的信息。物质资源的限量（scarcity）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首要原则(theprime axiom)，但它对信息并不适用。资本主义大厦似乎受到了信息的不可耗竭性、信息对商品形式的抵制的威胁。超出限量商品界限的经济是否可能，贝尔并没有提出这一理论问题，而是匆匆忙忙地就调和了新事物和旧事物。但贝尔争辩说，虽说信息并不适用于限量的空间形式，但信息却肇始了一种新的限量形式，即时间限量。信息变成商品，从信息再生产所需的时间来看，仍然可以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原理加以解释。总的说来，贝尔和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都已发现，信息可以像汽车一样卖出去，因而也就没有超越市场体系。在他们看来，决定信息价格的法则，仍是支配物质商品分配的供需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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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