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的总体化话语另外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他使用了社会科学语言来使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有效、合法。他论证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主要“变量”已经从资本及劳动的变量变成信息及知识的变量。在此，贝尔使用了“变量”这一术语，从而将他阐述公式中的含糊性掩盖起来，使他的陈述含有一种精确的科学味。他断言知识是后工业社会中独立的变量，它决定着其他隶属变量，如资本与劳动等。这些陈述作为一种猜想提出来算是给将来的研究做一个指导似无不可，但贝尔却以修辞的魔法5把臆想转化为发现，将它当作一个结论呈现给读者。事实上，这种断言所假定的正是需要经验研究予以证实的。
贝尔宣称知识与信息如今已是“决定性变量”，这已经不仅仅是违背科学方法的秩序了。这种阐述公式实在是太过总体化，在经验社会科学中并不具有多少用途。术语全都不对，资本、劳动知识和信息并不是分析中的可比单位。它们不像年龄、性别、种族、收入这些范畴可以在研究中“操作”。即便有人作出研究，证实了贝尔的命题，他们也会因为其研究所涉及的通用层面，使许多观察者难以信服。我们再回到总体化这个问题：要想得出知识与信息是主要变量这一结论，就必须找出社会的所有变量，并证实相互间的所有可能联系。简言之，贝尔声称“知识与信息是后工业社会的决定性变量”只是一个理论论点，披着已证实事实的外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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