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我们而言，这段文字中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自动化过程中科学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他再次显示了令人赞叹的敏锐：自动化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在另一处，他这样阐述道：“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科学代替劳动成为主要生产力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坚称，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当未来展现在历史唯物主义者面前时，政治经济学批判便与科幻小说这种体裁很类似了。资本家变成了某种外星人，其超常力量可以随意对知识与物质的种种力量呼风唤雨。
马克思论述了作为生产力的科学的新地位，但这就好像他对劳动过程中工人角色的变化所做的分析一样，令人奇怪地不够充分。马克思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对生产方式中的种种变化的社会意蕴特别敏感。然而，他在此似乎只想着将注意力投向资本的内在矛盾上。他正确地指出了生产过程中刚刚显露的巨大转型，但对这些变化给他的生产方式理论可能带来的影响，却连简略的述及都没有。例如，如果科学是生产力，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是否还站得住脚？是否有必要将科学家归人劳动力范畴?果若如此，工人是“失去的只有枷锁”的贫困阶级，这一描述该当何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断裂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分工的一个主要成分，这一断裂该当何论?由于马克思已经认定，自动化是一种迫近的必然，而非遥远的可能，因此，上面这些问题便具有一定程度的紧迫性，这就与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缄默不相一致。确实，马克思所概括出来的变化，使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整个思想机器（intellectual apparatus）都令人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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