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基于控制论理论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后工业社会中，信息可说是增加了，因而传播也就是更好了。这种多即好(more-is-better）的传播理论有效地抑制了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后工业社会理论限制在一个经济学隐喻上，而这一隐喻只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最简单的描述上才有价值，因为社会理论新阶段的起点正是贝尔半途而废的地方。他争论说，知识/信息的某种描述是当代社会的中心“轴”；如果他的这一论点正确，我认为他确实正确，那么，这论题便不是信息经济学的论题，而是社会关系的质变这方面的论题了，而这种质变则是社会关系渗透到新的传播形式的历史场中才会发生。贝尔以这两种方法有效地把交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拆散了：(1）把交往缩约成一个经济学隐喻；(2)使文化这一论题游离于社会，把它转移到一个独立的“轴心原则”下。
社会新现象中语言转型的性质这一问题躲过了后工业社会报信员的耳目。由于后工业社会理论家所配戴的眼镜片是为辨认社会经济目标而设计的，所以他们对最近的这些转型仍然视而不见。贝尔和其他人注意到，经济领域里有种种新的发展，这些发展当然已经发生了。但是，他们声称这些变化已引起了社会秩序根本上的重构，即后工业社会的兴起，这恐怕就不会无懈可击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人宣称，这些变化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性质上的。这种观点可能会坚持，服务及信息工人像工厂的工人一样，仍是拿工资的雇员，受劳资关系约束。而经济中的服务及信息部门，很大一部分确实还是以工厂作为样板。快餐馆用流水线生产汉堡包；许多工程师还得分工，其分工程度堪比电影《摩登时代》中所描绘的流水线工人的分工。虽说信息部门的有些工作确实能鼓励工作民主和创造性，但是这些工作在总数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23绝大多数信息工人执行着单调沉闷的重复性任务，工资低，社会地位低，在管制严密的条件下工作。对他们来说，后工业社会的前景所预示的只会是更加沉闷的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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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