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论辩中仍保存着脑力与体力、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物质这种笛卡尔式和资本主义式的区分，这种历史残留与他自己的交往行动观念相矛盾。理性又一次变成了一种支配形式，而这一次批判理论家的理性支配着解放运动。
哈贝马斯在援用理性的传统范畴的同时，还采用了一种总体化的策略。因为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这一概念的真实性是不可能仅靠逻辑证实的。由于阅读奥斯汀的著述，哈贝马斯注意到，言语行为不只是记述式的（constative）真理要求。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这一概念有一部分是施为性的（illocutionary译按，或译“以言行事的”)，是一种对读者有所作用的行为。所以，如果哈贝马斯只是向他的读者描述一下他的概念，便指望读者接受其论点的言外之意，并依此行动，那是不够的。交流行为包含着修辞力(rhetorical force)因素，而哈贝马斯已将修辞力排除出他的“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而这本身便是他自己的权威显现，因此他使自己的论点合法化的根据就必然不能来自其论点诸要素的内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哈贝马斯采取了一种总体化的历史姿态。他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个人遵从理想化的言语情境的能力（简言之，他们的交往能力）就是人类的历史发展顶峰。 55
哈贝马斯对于人类进化的总体性所作的断言，导致他只好基于普遍理由为其理论进行辩护。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这一论题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因为从规范性角度看，交往能力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像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哈贝马斯把他的论点语境化，并不是为了对其观点的可能局限进行界定，而是为了将其观点普遍化或绝对化。这一策略的施为结果便是，理论家在读者的抗议下无懈可击。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精神)，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以及哈贝马斯的理想化的言语情境实为相似的言语行为，其相似性在于，为了使其理论合法化为普遍性理论，他们都对历史进行了总体化。在这层意义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有违他们所力求促进的解放规划。总而言之，哈贝马斯已经撩起了社会批判理论中一种压抑行为的面纱，这种压抑行为即是把语言纳入上层建筑。但是，他又把一种总体化因素再度引入他的理论，因而使得信息方式批判难以产生一个充足的基础。
第一章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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