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哈贝马斯的这一语言学转向并没能为电子媒介交流的分析提供一个框架。其原因有二。第一，他首先集中考察了一个不同的论题，其着眼点是解放，而不是对支配性的分析。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想进一步发展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论，到底需要什么，对此应有怎样的判断。
哈贝马斯集中考察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说明他很关注解放运41动的传统基点已经垮塌这一事实（例如，西方工人阶级融入社会，“事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已发展成新式的极权主义，工具理性向支配性的逆转，女性主义以及其他“新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取代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政治)。这第二个原因不像第一条原因，它更为严重，它已不是理论策略的选择问题。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概念力图维持一种启蒙的理性观念。理想化的言语情境的条件是，个体遵从对称的或平等的关系中的“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三个“普遍的有效性要求”，从而寻求共识。而今，这些条件的总和便是哈贝马斯对理性的定义。这种阐述方式存在的问题，倒并不是这些条件不可能达到，而是这些条件构建了一个一直由理论家所界定的历史-本体论的研究领域。在此情形下，理论家与使用理论的大众之间的关系便仍然是工具性的：理论家是主体，大众是客体；理论家推论，大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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