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是通过简化了的复杂事物的传播…解决偶发性这一问题。媒体采用自已的选择模式作为接收这种简化的动机，以便人们与其他人融入一个具有相同的理解力、互补的期待以及可确定的话题的有限世界。媒体不仅是词语、符号或代码；它们还是组合遴选的意义群集(constellations),这种遴选可能从法律、方法论或其他方面被词语指明、象征和编码。突出的例子有金钱和权力，而我们还想加上真理、爱情，或许还有艺术。①
虽说卢曼的定义可能适用于报纸、电视和电台，但他对媒体的界定把艺术、爱情及其他现象也包括在内，这就令人吃惊了，因为这些现象似乎与常人所理解的定义毫不相干。在社会机构的普遍分化之中进行社会整合这个难题，简言之即，现代化这个论题，经帕森斯提出后，无疑给卢曼对媒体所持的观点产生了影响。将济慈式的价值观与金钱和权力（为何没再加上名望?）强行糅合在一起的动机，是社会统一的最大理论难题。对卢曼和帕森斯而言，媒体仍是将现代社会中分化了的机构维系起来的肌腱。
这样定义媒体也许更恰当些，即把媒体定义为传播系统，这些系统构建了一个未知的接收者群体，换言之，它们拥有抽象的受众。如若这样，媒体便是一些信息中心，向广大公众传递话语及图像。从这角度看，媒体所扮角色与福柯所言的“普遍知识分子”不无相似，与葛兰西所言的有机的传统知识分子则相反。按此定义，媒体便是与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任何社群都没有关联的文化传播系统；他们只是信号传输体，其信号接收者是一个混乱的远距社会(tele-anomic society)。在《无位置感》(No Senseof Place）一书中，梅罗维茨（Meyrowitz）认为媒体与其观众的奇特关系极其明显地重整了社会秩序。梅氏的观点基于欧文·考夫曼（ErvingGoffman）的著作，②梅氏争论说，媒体使日常生活中正常情形下彼此分离的观众混合起来，从而改变了社会。电子媒介模糊了制度性构建的亚群体之间的界限。考夫曼所言的台后行为(backstagebehavior),即只有亲近同伴间才互相使用的亲昵言谈，以及能够加强观点迥异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纽带的非正式谈话，都因为电视和其他媒体而使得每个人都能对此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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