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罗维茨看来，电视这种技术成就是为了消除时空距离的影响，使得异质（heterogeneous）人群的异时（asynchronous)“聚会”成为可能。③他认为，要维持一种基于等级差异的社会秩序，便要求每个身份阶层中的每个人都具有一种“位置感”。按他之见，印刷媒介和识字能力总的说来从没危及这一保守原则，从社会角度看迥异群体的分离状态因它们而得以维持。他把妇女运动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这些“传播技术的转变”。④尽管这些断言的有效性充其量也只是很有限的，但梅氏的基本观点还是富有启示性的：“媒体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以种种特有的方式接纳或排除、团结或区分着人们。”⑤为什么世界大同的态度广为传播与狭隘的地方主义相对萎缩这种现象在前几个世纪是那么常见，他的论断或许有助于解释其原因。但是，这一论断忽视了政治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只是到了60年代，当激进运动有效地挑战了早些时候显得那么稳固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时候，描述民族、人种及低地位群体（如黑人、同性恋者、单亲家庭）的情景喜剧才取代了诸如《父亲最明白》(Father KnowsBest)这类电视节目。电视紧跟着政治变化，且有可能强化了政治变化，这种假设很难自圆其说，正如梅罗维茨与此不同的观点一样。
第二章 波德里亚与电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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