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距甚远，本可给人提供一点时间宽限，以便使人作出谨慎的反应，而如今距离已不再起缓冲作用。金融恐慌自一个金融中心传到另一个金融中心，犹如动物对危险的感觉一样很快便传遍整个群体。《纽约时报》报道过一件事，注意到了电脑对股票价格下滑的影响。④通信网络把世界金融中心连接起来，使它们能更好地5获取信息，但同时也使它们可能在顷刻间经济瘫痪。于是乎，语言的高效率传输这一简单实用的优点，只是因为速度的提高而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确如量变“辩证地”转化成了质变。而这一社会现象促使人们对文化的语言学层面予以细致关注与考察，这也许是史无前例的。
有些分析家认识到，研究电子交流所要求的不只是对新技术或新机器的关注，此研究也不只是意味着符号交换效率的逐渐增强。卡洛琳·马文（CarolynMarvin）做过一项这样的研究，她论证说：电子交流的历史“与其说是交流效率的演变，还不如说是人们在一系列竞技场中所商谈的对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至关重要的种种话题。这些话题包括：谁在场内，谁在场外；谁可以说话，谁不可以；以及谁有权威且可以相信。”⑤例如，她成功地论证了电话的引入不仅仅使得人们可以进行远距离交流，而且拓展了谁可以与谁交谈的界限，从而危及了现存的阶级关系；它还改变了求婚的模式以及风流韵事的种种可能。同样，电灯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大众休闲及文化：例如，夜间的观赏型娱乐活动对大众文化影响很深，它们便是电灯带来的产物。因此，很显然，电子交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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