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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实践的和道德的理性的实在性的捍卫，其所要求战胜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休谟式的。即使休谟认为理性只适合当作激情的奴隶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但这仍然是正确的，即在理性之前有愿望和感情，对此用理性去评价是不合适的必须将这看成是判断作出的原始材料的一部分。从而接下来就可提出关于此类非理性的动机性材料有多强渗透力的问题，其中的某些材料又是否不能被等同于行动依据的真实来源—它们通常被称为理由。休谟关于“平静的”激情的理论正是为了这种扩展而设计的，要对之进行反驳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即使将其置于一个稍强于休谟所能接受的、关于实践理性化的一个最小框架这样一个语境之中。
如果实践理性真是存在的，它并不是简单地规定特定的行动，而是支配着行为、愿望和信念之间的关系正如理论理性支配着信念之间的关系，并要求某些特殊的材料去发挥作用一样。审慎的理性化，要求在衡量人们一生之中不同时间的欲望和兴趣时应当保持一致性，就是一个例子—就此而言，当休谟在认定如下的论述并没有违背理性时，“选择我所认为不那么好的而不是更好的，并对前者持有的情感比后者更强”，①他的怀疑论也是最不合理的。然而休谟的立场似乎又总是一种可能性，因为，只要这种一致性要求的或类似的模式对于我们的决定具有一定的影响时，似乎都可将这种影响重新阐述为一个系统的、二阶的愿望或平静的激情的表现，它以这种一致性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且如果没有它的话，我们也就不容易受这种类型的“理性的”动机的影响。从而休谟就只需声称，尽管这种愿望(为了满足个人将来的利益)十分普遍，缺少这种愿望，并不会与理性相悖，不像缺少性欲，就违背了理性。问题在于表明这种主张如何曲解了事实。
六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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