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如下的更为普遍的真理的一个例子，即规范性不可能被描述性所超越。就像“我应该相信什么？”这个问题一样，“我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始终是适当的。对于这一问题始终可以按照规范性的条件来进行思考，而且任何不同类型的事实一任何愿望、情感或感觉，任何习惯、实践或约定，任何偶然性的文化或社会背景都不会使这一过程成为无意义的。这些事情可能事实上指导着我们的行为，但我们又总可以将它们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作为进一步的规范性反思的对象，并且自问：“假定这些事情对我或我的处境而言是真的，我又应该怎么去做？”
产生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的思想类型是实践理性。但是，进一步说，这一问题又总可以采取一种特殊的道德形式，因为它所导致的后续问题之一是：“任何处于我的处境的人应当怎么做？”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又会产生每个人应该怎么做的问题，而这不仅仅是指处于这一处境，而且也指处于更为普遍的处境。
这种普遍性的问题并不总是必须提出的，通常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去发展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后者将使得提出此类问题成为没有必要的。但是一旦提出了此类问题，就像它们通常会被提出一样，它们就需要获得一个适当种类的答案即使答案可能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它们不可能通过指向某些更基本的东西心理学的、文化的或生物的而被从规则中排除出去，从而使得关于辩护的要求走向终结。只有一种辩护才能使关于辩护的要求走向终结。规范性问题通常不会被任何事物削弱或归结为无价值的东西，尽管特定的规范性的答案是可能的。(甚至当某些假定的辩护被表明是理性化，这意味着可以对已做过的事情的可辩护性或不可辩护性发表其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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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