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一个人多么努力地试图用自然主义的看法去解释自己的概念和思想，把它们视为偶然的生活形式的一种表述，这种努力的逻辑总会产生出对此而言过于基本的思想，这一思想无法以这种方式从外部获得，而且当我们从外部去看待任何其他的东西时也一定会用到这一思想。①对于这些思想，我们是不可能以某种方式给出第一人称的解释或者限定它们：每当我们试图将它们从属于心理学、社会学或自然史时，它们又会以未经限定的方式重新浮现出来。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些都是不可纠正的终结物；有时它们被更好的理性所驳斥或取代。但是它们构成了一个兴趣并非相对的外部边界。我的目的是依据某些特殊形式的推理过程，更为详细地论证这一点。
在此我还想提及一个更为普遍的回应，一个萦绕在所有理性主义与实在论哲学家心头的回应。或许现在可以这样提问：即便同意你关于我们如何思考的描述，为什么它不是仅仅表明我们不能说，比如逻辑或伦理学，是植根于我们自然的、无可置疑的实践中；而是表明这只不过以一种终止论证和辩护的方式，在我们自然同意的判断中，显示了它自身？我们不能说逻辑依赖于这种实践，因为这种说法本身就违背了这种实践，逻辑在其中就具有理性的权威。但这些实践的终极权威性难道不正是体现在以下的事实中吗，即所说的理性的权威不正是在我们的争论、思想和推理之中的理性的权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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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权威
①当我们从外部，如从社会学、历史学与生物学的角度来分析或解释我们的思想时，我们仍然必须对产生这样一种分析或解释过程进行更深层次的实际思考，也就是说，当从外部来分析与解释思想时，我们实际上同时在思考着这一分析或解释过程，而这种更深层次的思考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这就是贯穿于本书的主线—“理性的权威”的涵义。——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