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偶然性语言实践解释思想类型的又一实例是R·M·黑尔将伦理学奠基于道德语言的分析之上的努力。他发现普遍规范主义原则的最终基础在于这样一个偶然的事实，即“应当”这一词语是以一个特定方式得到应用的。①这不仅使我们超越伦理学的范围去寻找伦理学的最终基础，也把我们引向一个不那么基本的层面—引向偶然性的、经验的可确定的语言实践。就此而言我认为最一般的回应是：无论黑尔的实质的道德理论有何种价值，就基础问题而言他完全是找错地方了。但伦理学中对于解释性价值的其他一些形式的颠覆正在变得流行起来—如社会学的、文化人种学的和进化生物学的种种观点。
在一个语言共同体的实践之中去寻找逻辑必然性的最终解释，无论这是多么的根本和自发，恰是用不那么基本的东西去解释更为基本的东西的一个重要实例。这种颠倒性的普遍模式正是我所希望加以批评的；就这一模式借助于不同的社会因素作为最终解释的各种各样的表现而言，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的范式。我并不是想否认语言是一个惯例的系统，或语言用法的正确性需要与相应的语言共同体的用法相一致。我所否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即语言使我们能够表述，甚至说拥有的思想的有效性取决于这些惯例和用法。
毫无疑问，纯粹的习俗可能引发关于客观正确性的强烈信念，但这看来要与那些处于它的真实渊源之中的偶然的惯例区分开来。任何一位经历过英语语言的变化，看着它戏剧般地从错误到滚雪球般增长直至演变成为规范这一过程的人对此都会有清楚的认识。用“无偏见的”(disinterested)去代替“无私利的”(uninterested)，以及用“极度”(enormity)去代替“巨大的量”(enormous size)，就我而言，这或许将永远是实质上的错误，即使我活到这样一个年代，此时已不会再有人将这看成是错误的。但就用法的这些实例而言，这是与有效性直接相对立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客观性实际上并不能与共同体的实践相分离。
三 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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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 M. Hare, Moral Think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