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盲目地遵守规则”这句话也许可以这样去理解：它可能是说，如果我认为所做的事是我不得不做的，我就并不真的在盲目地遵守加法的规则。盲目地遵守这一规则可以被理解成简单地去引出它所规定的结论，但除去这是正确的解答以外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解释。
这使得维特根斯坦不再具有关于意义或蕴涵的一个正面理论，但考虑到其关于哲学目的的大量言论，这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我们可以理解他的这一主张：在用法与判断上一定程度的赞同正是意义以及能够作出关于正确与错误的区分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这不能变成一个充分条件——或是真值性条件或可断言性的条件。这事实上就是接受了维特根斯坦在第242节中所提供的如下保证：“如果语言是交流的一种手段，就必须不仅在定义上的一致，而且也在判断上的一致(尽管后者听上去让人感到奇怪)，这似乎要废除逻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这使得这一观点更加平凡，但这确实要求我们拒绝这样一个问题：“用加’去意指加法究竟是什么？”因为对此我们无法给出一个不平凡的解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利用维特根斯坦这一名字去支持相对主义的立场也就是徒劳的了。
巴里·斯特劳德曾十分有效地谈到了这样一点，即所有失败的意义理论，包括那些也许是错误地归于维特根斯坦的理论，都是对于这样一个根本不可能的要求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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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