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关闭向原先的美国宪法精神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而应对挑战之路上也危机四伏。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当时那样强烈感到将美国变为一个欧洲式主权国家的欲望。我们关于“反动”、“主动性反革命”、“预防性警察”的概念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美国的阶级压迫者没有理由嫉妒欧洲的皇帝和沙皇。即便到了今天，那一时期的残酷资本主义和国家镇压仍在继续，不过最初的压迫者(如弗里克、卡内基、梅隆、摩根)今天已穿上了慈善家的衣装。那时，压迫是多么残酷呵！可压迫越强，反抗也更烈。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如果当时对压迫的反抗不是那么强烈，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本关于帝国的书。
在北美大陆上，应对空间闭合的道路不只一条，而且不同的道路更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在决定往后美国宪法的发展趋向方面，影响力最大的两项方案都是在20世纪初，在美国“进步主义”的框架内发展细化出的。第一项方案的提出者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第二项方案的提出者是威尔逊总统。第一项方案彻底采取了传统的欧洲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而第二项方案则采取了和平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以之扩展权力网络的宪法概念。这两项方案的目的都是回应社会关系的危机，以及由此而生的杰斐逊空间的危机。对两种方案而言，第二重要的事都是通过强大的托拉斯的形式对权力网络的腐化。两任总统的政府都通过了重要的反托拉斯法令，其内容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内对铁路的立法直至威尔逊总统任内对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广泛立法。两位总统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缓和阶级对抗。到那时，美国的阶级对抗已几乎销毁了除美国的权力网络之外的一切事物。他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在系统范围内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这也是两位总统的第三个共同点。开放的领土已被用尽，纵使它未被耗尽，也不可能控制运动以民主方式进行。
第八章网络权力：美国主权和新帝国
①关于美国产业工人阶级作为一股强有力的力址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出现，请参阅Da-vid Brody 的专著Workers in Industrial America : Essays on Twentieth-Century Struggl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 Stanley Aronowitz 的专著 False Promises: The Shapingof American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3), 以及 BrunoRamirez 的专著 When Workers Fight :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ProgressiveEra, 1898-1916(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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