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机器。
亚伯拉罕·林肯在领导南北战争时，认为他正在为这个国家制造基础。他是对的。第十四条修正案的通过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就民权和非美国人平等权利问题的斗争。不仅如此，关于奴隶制的辩争必然同关于新领土的辩争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起着作用的是对国家的空间的重新界定，而利害所在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民众的自由移居(它统一于一个多元社会)还能不能继续发展、继续自我完善，实现公共空间的重新构建？新的民主必须摧毁超验的国家观以及它对种族所作的划分。必须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人民，而界定这新型人民的不是旧时代的遗存，而是适应社会构建和扩展需要的新伦理。新的国家只能是对混合的同一性进行政治和文化管理的结果。除此之外，它别无选择。
帝国空间的关闭
美国的巨大开放空间最终也耗尽了。即使把土著美洲人赶得更远，赶入更小的禁闭空间，仍没有足够的开放空间产生。在19和20世纪，美国的自由、它的新型权力网络模式，以及它关于现代主权的另类观点，这一切都撞上一个认识：开放的领土毕竟有限。从这一刻起，美国宪法就时常被拉到一个矛盾的临界线上。每当宪法中的扩展性同它的局限发生冲撞时，美国就会被诱上一条欧洲式的帝国主义道路。然而，另一种选择也始终存在，那就是：重归帝国式主权工程。这一出新的政治剧上演于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时代，也就是从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段时间。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的阶级斗争不断加剧，进入到政治舞台的中心。阶级斗争提出了匮乏问题。这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匮乏，而是为资本主义历史所固有的匮乏。也就是说，它是适应于社会的劳动分工而发生的商品分配的不平等。阶级斗争成了一道极限，它威胁着宪法在扩展中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庞大的资本托拉斯也开始组织起新的资本形式—金融资本，从而使财富与生产、金钱与生产关系脱钩。在欧洲，金融资本的出现是一个相对连续的过程，因为金融资本是在地租和与之相应的贵族制度之上逐步建立起来的。而在美国，金融资本的出现是一个爆发性事件。它威胁到了宪法网络的存在可能，因为一旦一种权力获取了垄断性，网络本身也被摧毁。既然空间扩展已不再可能，从而也无法再成为解决矛盾的策略，社会冲突就直接作为暴力性、不可调和的事件表现出来。大规模工人运动在美国出现也证实了宪法中的调和空间已关闭，在空间上转移冲突已不再可能。秣市骚乱和普尔曼罢工以响亮而清晰的声音喊出：再也没有开放空间了，矛盾将导致直接冲突。①实际上，当权力撞击它的空间极限时，它就被迫向自身内部收缩。一切行动都必须在这种新环境中展开。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