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新的法律设施这一问题以其最贴近的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它是一种全球秩序、一种正义、一种权利。这种权利还是虚的，但它已实实在在地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越来越受到压力，感受到我们参与了这一发展，被要求对这一发展的未来担负起责任。我们的公民地位及我们的伦理责任皆存在于这些新的维度之中——一我们是有力或是无用也在此得到衡量。我们可以以康德式口吻说，当我们的内在道德品质和社会秩序面对并受到帝国检验时，它倾向于被它的伦理、政治、法律范畴所决定。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只有在帝国的框架之内，每个人、每个公民的外在道德表现才具有通约性。这一新框架迫使我们面对一系列爆炸性变化，因为在这个新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世界之中，我们所有关于正义的思想和行为以及我们获取希望的各条途径都面临疑问。对价值各种私下的、个人化的理解方式将统统消散；随着帝国的出现，我们将要面对的不再是普遍性在地方的中介，而是实实在在的普遍性本身。价值因国而异，这曾是一道屏障，价值在它之后展现其道德实质；它也曾是一个限度，抵御着外部入侵。可现在，它消失了，我们都被推到各种绝对问题和极端抉择之前。在帝国之中，伦理、道德及正义都被投入到新的维度之中。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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