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该夸大这些逻辑上的悖论。尽管在帝国的疆界中，剥削和支配无法以具体的处所去界定，它们依然存在。它们在全球的范围内发布号令，这代表了一种颠倒的图像，就像我们在负片胶卷上所看到的图像一样。它代表了大众的生产性活动的普遍性的反像。然而，帝国的力量和大众的力量之间颠倒而对称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实际上，帝国的力量再也无法规范大众的力量，它只能在大众的一般性社会和生产能力上施加控制。从经济的角度上看，工资控制作为一种规范的功能业已被更灵活的全球货币体系所替代，具有实质内容的指令业已被控制的程序和警察机构所替代，支配的实施在交往网络中得以成型。剥削和支配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帝国的疆界里形成一种非地域性。尽管剥削和支配仍然被大众的肉体切实地体验，然而它们已弥漫到每一寸空间，我们已无处藏身。如果再没有一处地方可以被视为外部，那我们就必须在每一处地方保持对立。在当今的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治立场如果要保持积极，任何一种欲望如果要保持有效，甚至对于民主本身，这种对立中的存在都已成为关键。欧洲最早的反法西斯者，那些对抗自己骗子政府的逃兵，被再恰当不过地称为“对立的人”①。今天，大众已一般化的对立存在必须将帝国主权确立为自己的敌人，寻找适当的途径，将其颠覆。
间奏——反帝国
① 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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