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性时代，许多共和主义计划把流动视为斗争和组织的优先领域：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Socians到17世纪组织起跨越大西洋的航行以躲避屠杀的宗派，再至20世纪头10年里遍布全美各地的IWW的鼓动者，再至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欧洲的自治主义者，他们无一例外。在这些现代的例证中，流动成为一种积极的政治策略，建立起一种政治姿态。劳动力的这种流动和政治出逃有着成千上万的线索，它们相关交织，旧的传统和新的需要交织在一起，就好像现代性的共和主义同现代的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一样。假使后现代共和主义者要崛起，他们必须面临相似的任务。
新野蛮人
那些选择对立的人在逃离本地对他的生存状态的具体限制时，必须不断努力，以建立新的身体和生活。这肯定会是一个充满野蛮和暴力的过程，但如同沃尔特·本雅明所说，它是积极的野蛮。“野蛮？确实如此。我们确认它，以引入一种新的、积极的野蛮观念。经验的匮乏迫使野蛮人不得不做些什么？重新开始，重新的开始。”新野蛮人“觉得没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正因如此，他处处都看到道路。别人在这里看到的是高墙和险峰，而他在这里依然能发现道路。但也因为他处处都看到道路，他也得处处清理出道路……因为他处处看到道路，他发现自己时时处在十字路口。身处这一时刻，没人知道下一时刻会是什么样。现存的已被他夷为平地，但这样做并不是要得到平地，而是为了在这片平地上清理出一条穿越而出的道路。”①新野蛮人以肯定性的暴力摧毁旧世界，并在自己的物质生存之中踏上新的道路。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 il Labor of Dionys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p. 263 -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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