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劳动力的流动和迁徙已极度扩散，难以把握其方向。在现代性历史上，即使最为重要的人口流动(包括白人和黑人跨越大西洋的迁徙)同我们这一时代的人口转移相比也相形见绌。一个幽灵在世界上游荡，这个幽灵就是移民。旧世界的一切力量结成同盟，采取无情行动，以制止它，但流动依旧不可阻逆。不仅仅有来自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潮，同时还有寻求政治避难者的流动和智力工作者的转移，此外还有由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无产阶级形成的大规模流动。合法的、有文件可寻的移民同非法移民相比简直显得微乎其微。主权国家的边界已千疮百孔，而每一次彻底规范移民的尝试都遇到强大的压力。经济学家试图拿出公式，建立模式以解释这一现象。但即使他们的公式和模式完整无缺，也无法解释在这一流动之后的不可抑制的欲求。实际上，在背后推动移民流动的力量，从消极意义上说，是对帝国再生产过程中悲惨的文化和物质条件的离弃；但从积极意义上说，是丰富的欲望，是积累起的表现能力和生产能力，它们已被全球化过程注入每个个体和社会群体的意识中，正是它们拉着人们向前。然而，这种流动构成的斗争还停留在自发的层面上。正如我们在前面提过，它更多时候把人们引向新的贫困和悲惨。
一支新的游牧部落，一个新的野蛮种族，将会崛起，将会入侵帝国、清空帝国。尼采在19世纪就预见到它的命运。“问题：20世纪的野蛮人究竟在何处？显然，只有在巨大的社会主义危机后，它们才会出现并巩固自己。”①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尼采的痴言梦语究竟预言了什么。但确实，近来还有什么事件猛烈地证实了离弃和出逃的力量，证实了游牧部落的力量吗？它不正是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集团的崩溃吗？通过离弃“社会主义戒律”，野蛮式流动和大规模移民对摧毁这一体系贡献巨大。事实上，生产干部的离弃行为破坏了苏联世界官僚体系的内部组织，这直接击中了它的心脏。受过高度训练的东欧工人大规模出逃，这对引发柏林墙的崩塌起到了核心作用。①虽然这一事件体现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特殊问题，它同样也显示劳动力的流动确实可以表达出公开的政治冲突，对摧毁统治发挥作用。然而，我们所需要的还不仅于此。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力量：它不单可以组织起大众的摧毁能力，更能够经由大众的欲求构建起另一选择。反帝国必须具有新的全球眼界，它必须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间奏——反帝国
①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New York: Vintage, 1968), p. 465 (no. 868, November 1887 – March 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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