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的因素酝酿了1929年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过度投资与无产阶级的消费不足二者的危机。①当华尔街的“黑色星期五”正式宣告了危机开始之时，统治者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问题，并尽可能地寻求解决方法。他们本应在凡尔赛和平谈判中所做的——研究帝国主义间战争的起因，而不是简单地惩罚失败者②——如今不得不在每个单个的国家中实现。资本主义不得不被极端地改造。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却不能完成这一点。在大不列颠与法兰西，改革从不会真正发生，而少数几次尝试在保守的反动势力面前遭到挫折。在意大利与德国，重建资本主义关系的工程最终演化成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③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采取了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式。①只有在美国，资本主义革命才被付诸实施，以民主党的“新政”方式被提出来。“新政”构成了对以往经济发展的布尔乔亚规范的各种形式的真正背离。在我们分析时，“新政”的重要性不仅应以它重构一个单个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生产及权力的关系的能力来衡量，而且最主要地应以它在全世界的效果来衡量一—并不是直接或明确的效果，但却是深刻的影响。随着“新政”的施行，超越帝国主义的真正过程开始生根。
第十一章 规训的可统治性
① See James Devine,"Underconsumption, Over-investmen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15,no.2(Summer 1983)。论 1929 年经济危机,亦见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1929 (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54)的经典分析，它集中在成为危机起因的投机上；以及最近的 Gérard Duménil and D.Lévy, La dynamique du Capital : un siècle d'économie americaine (Paris: PUF,1996)。更普遍的关于 1929 年危机留给 20 世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见 Michel Aglietta，A Theory of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New Left Books,1979);and Robert Boyer and Jacques Mis-tral, Accumulation, Inflation, Crises (Paris:PUF,1978)。
②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许是马赛会议上最有深谋远虑的人。早在那次会议并且随后在其论文“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他摒弃了胜利者的政治自大，这种自大后来成为产生20世纪20年代经济危机的因素之一。
③ 这种对 1929 年经济与政治危机的解释应非常强烈地与体现在 FranÇois Furet,Ernst Nolte，and Renzo De Felice风格中的“修正主义”的史学观相对。它证明了在 20世纪政治选择的定义中，经济要素的高度重要性。相反，修正主义的历史将该世纪的发展解读为经济形成辩证对立的众多观点的线性进展，如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就处在定义的两极，例见FranÇoisFuret, Le passé d'une illusion: essai sur l'idée communiste au XXe siècle (Paris: RobertLaffont,1995),尤其在该章中(p.189-248)它讨论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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