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搞清楚，我们对罗斯福的福利国家的辩护在这里有所夸张，目的为证明我们的中心论点：即“新政”模式(应付一战后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危机)是第一例朝向帝国方向的强大的主观主义。“新政”产生了最高形式的规训性的政府。当我们谈到规训性政府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谈到组成它的法律和政治的形式。我们基本上所指的事实是：在一个规训性的社会中，随着所有生产与再生产的有机系统的发展，整个社会都处在资本与国家的规训之下；而且整个社会会逐渐和带着不可抑制的持续性被资本主义生产的标准所单独规训。一个规训性的社会因而是一个工厂式的社会。②规训随即是一种生产形式和政府形式，结果规训性生产和规训性社会趋向于完全合二为一。在这种新的工厂社会里，生产的主观主义被铸造成经济发展的单一维度的功能。社会劳力的分工的数字、结构和等级变得愈加广泛和被细致地定义，同时市民社会愈来愈被吸收进国家中去：隶属关系的新规则和统治的资本主义体制在全社会环境中扩展开来。①正当规训的体制被推向最高层次和最彻底的应用时，它就显示为一种社会组织的极端界限、一种处在被征服过程中的社会的极端界限。这当然大部分归功于过程背后的动力，即抵抗与反叛的主观动力。下一节我们将回到这一点上来。
第十一章 规训的可统治性
① 这是 Michel Aglietta 在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and Benjamin Coriat 在 L'ate-lier et le chronomètre(Paris:Christian Bourgois,1979)中所依据的核心论证线索。MichaelHardt and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 and “Crisis of the Planner-State: Communism and Revolutionary Organisation", inRevolution Retrieved(London;Red Notes,1988)中有一篇对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很好的总结。
②米歇尔·福柯发展的规训观当然与我们在此使用的焦点不同，但我们都指代同样的实践和同样的应用的全球性。福柯的基本理论兴趣点是：规训通过机构的建筑得以部署，规训的权力不是座落在某个中心源头，而在其实施点的细密分布，而且通过将规训内在化与制订实践措施来产生主体性。这一切对我们在这里的考虑同样有效。但我们的基本焦点是讨论源于T厂体制的规训性的实践和关系如何走向将整个社会构造成既是生产义是统治的一种机制，即作为社会生产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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