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新政”模式首先是专属于美国政治的一种发展，是对国内经济危机的一种回应，但它也成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军高举的一面旗帜。对美国为何参战曾有好几种解释。罗斯福总统宣称是被国际政治的动因不情愿地拉进了战争。而凯恩斯与经济学家们则认为“新政”的需要1937年面临着一种新型的危机，并受到来自工人施加的政治压力—迫使美国政府选择了战争之路。面对一场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国际斗争，美国不可能避开战争，尤其是因为实施“新政”后的美国经济已进入另一个扩展的阶段。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美国进入二战将“新政”牢靠地与欧洲帝国主义的危机联系在一处，并将“新政”作为一种可选择的后继模式搬到了世界政坛之上。从那时起，“新政”改革的效果在全球范围内就有了影响。
在战争的后果方面，许多人视“新政”模式为通往全球复兴的惟一路径(在美国霸权的太平洋势力的领导之下)。正如一位美国评论家所说，“只有一个全世界的新政’能够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它将比我们步履蹒跚的新政’更加影响深远、持续有力。”②二战后掀起的经济重建事实上影响到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战胜方同盟国和失败的一方，所影响的正是根据“新政”创建的模式对规训性社会的扩展范式的支持。此前的欧、日以国家为基础的公共补助形式和社团主义国家的发展(以其自由的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由此得到具体的改变。这种“社会国家”诞生了，或者说这是真正的全球的规训性国家，它更深更广地考虑到人口的生命轮回，将人口的生产与再生产置于受稳定的货币体制限定的集体性交涉的系统之内。随着美国霸权的延伸，美元开始称王。美元的兴起(通过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与日本的经济重建)是战后重建的必由之路，而美元的霸主地位的建立(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便与所有价值标准的稳定性捆在一起。美国军事力量决定着与每个宗主国和附属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关的主权最后的实现。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模式得到扩展和完善。这就是世界舞台上资本主义“新政”改革的黄金时代。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描述这种发展并预知其结果的基本文本见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Adorno, Dialecticof Enlightenment(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72),无数本其他的书跟着描述了规训社会和它作为一种“生态政治的社会”不可压制的发展，这些书来自不同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却又完全融会在对这种趋势的定义中。这一研究领域中论证最有力而又最机智的两极则是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for what we mightcall the Anglo-German pole; and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New York: Pan-theon,1977)。
②Freda Kirchwey,“Program of Action"，Nation，1944 年 3 月 11日发表;转引自 Serge Guil-baut,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Abstract Expression, Freedom and theCold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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