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机制则由一个对生产的地点和流动予以反中心化的过程所决定。①与反殖民化一样，在这里，战后也分为了两个阶段。首先一个新殖民阶段涉及到旧的帝国主义等级程序的延续和保持，前提为附属地区与宗主国民族国家之间不平等的交换机制没有得到加深。可是这第一个时期是一个短暂的转折期；事实上在20年的曲折中，形势急剧变换。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或者实际上在越战结束前，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各个角落牢固地开展起种种活动。它们成为后殖民国家与附属地区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根本动力。首先，它们促使科技得以交流，这对构建附属国家的新的生产支柱至关重要。其次，它们动员了这些国家的劳力大军和当地的生产能量；最后，跨国公司收集到流动的财富，开始在更广大的全球基础上周转运行。这些多种多样的流动开始基本上汇聚到美国；在它没有直接要求的情况下，保证和协调了跨国公司的活动和运行。这是帝国的一个决定性的构成阶段，通过跨国公司的活动，利润率的调整和均衡化从宗主国民族国家和权力中分离了出来。进而，资本主义利益的构成，依附于新的后殖民民族国家，它没有反对跨国公司的介入，而是在那些跨国公司自身的范围内发展了起来，并在它们的控制之下得以形成。通过生产性流通的反中心化，新的地区敌人和一个新的全球的劳力分工开始形成。②尚未存在全球的秩序，但一个秩序正在形成。
第十一章 规训的可统治性
①论商品生产和服务业生产(连同控制的中心化一起)的非中心化，见两本书：Saskia Sassen，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iment and Labor Flow(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and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Tokyo(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更普遍地论及资本的流动性和抵消的作用力或限制力,见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84)。
②见 Wladimir Andreff, Les multinationales globales(Paris: La Découverte, 1995)及 Kenichi 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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