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危机变得正式和结构化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制造的政治与经济的平衡体系已完全陷入混乱局面，惟有美国霸权这一残酷的事实留存下来。布雷顿森林机制的不断削弱的有效性和宗主国的福特主义货币体系的解体清楚地显示出，一种国际资本体系的重建将不得不涉及到在世界控制的前提下综合地重新构建经济关系与一种范式的转移。然而，从资本的角度看，那样一种危机并不总是一种完全负面或者不受欢迎的事件。马克思宣称资本的确由于经济危机的转化能力而对它从根本上重视。相对整个系统而言，个体资本家是保守的。他们主要关注在短期内将他们的利润最大化，即便长期来看这会导向一条对集体资本来说毁灭性的道路。经济危机可以战胜这些抵抗，破坏不赢利的部分，重建生产的组织，以及更新技术。换而言之，经济危机可以推进重建一种高而普遍的利润率的改革，进而对工人斗争有效地做出回应。资本的普遍贬值和破坏工人组织的努力有助于改造危机的实质一—流通和过度生产的不平衡—成为一种受认可的规训工具；它重新表达了发展与剥削的关系。
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式斗争的强度和凝聚力，两条道路向资本敞开，从而完成平息斗争和重建规训的任务，而资本则轮流尝试了这两条道路。只有有限的有效性的第一条道路是压制性的选择一一种根本上保守的措施。资本的压制性策略旨在完全倒退社会进程、分离和分解劳动市场以及重建对整个生产循环的规训。由此资本给一些组织予以特权，它们代表着一部分有限劳动力拿到有保障的工资，资本将这部分人口归到自身结构之下，并加深这些工人同更加边缘化人口之间的距离。既在一个国家之内，又在国际上重建一个有着等级制细分的系统，这一点通过控制社会的流动性和不固定性加以实现。技术的压制性运用，包括生产的自动化和计算机化，则是在这一运作中炼铸的一个核心武器。资本主义生产史上以前根本的技术改造(即流水线与大众生产体制的引进)包含了对瞬间生产进程(泰勒主义)的关键性修正和迈向再生产的社会循环(福特主义)规范化的一大步。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改造，伴随着急速冲向自动的理性化，将这些体制推向有效性的极致，推到了危机点。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的机制不再能控制生产与社会力量的动因。①通过旧的规训体系施加的压制也许能够扼制一下危机和工人斗争的怒火所产生的破坏力，但它最终也是一种自我毁坏的反应，它将扼制资本主义生产自身。
第十二章抵抗、危机与改革
① 论 1971 年美元的可兑换性和尼克松的策略，见 David Calleo and Benjamin Rowland，America and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Atlantic Dreams and National Realit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and Coffey, The World Monetary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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