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生态学
我们依然并不能去理解资本对危机回应的第二条道路的本质，即促使危机运动并超越于规训性现代化的逻辑与实践之上的范式转换。我们需要再一次退回来考察由国际无产阶级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施加于资本之上的界限，这两者都使得转换成为必然且决定了它的期限。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许多观察家，尤其是研究帝国主义的马克思理论家来说，似乎丧钟业已敲响，资本已到达致命灾难的门槛。资本主义已经追求了几十年之久的扩张运动，耗尽了全球相当多部分的资源用于它的积累，而且首次被迫面临疆域的极限。当这些界限来临之时，帝国主义力量终究发现它们置身于相互的致命的冲突之中。如罗莎·卢森堡所说，资本依赖于外部，依赖于其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目的是实现它的剩余价值并使之资本化，进而继续它的积累的循环。在20世纪初，似乎资本主义积累的帝国主义冒险不久将耗尽周边的非资本主义的自然环境。而资本将死于饥饿。资本主义关系之外的一切无论是人类的、动物的、植物的还是矿物的—都是从资本及其向自然的扩张和视角来看的。①于是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批判表现出一种生态的意识就生态而言的程度恰恰在于自然环境的真正有限和自然遭到毁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同样在生态思想上，至少在其最为多产的模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讨论中的“自然”是既人性又非人性的；生态学并不简单涉及到事物的保存，更是关系的生产以及主体性的生产。Félix Guattari, Les trois écologies(Paris: Galilée, 1989) ;and Verena Andermatt Conley, Eco-politics: The Environment in Poststructuralist Thought(London:Routledge, 1997)。F. P. 尽管用了不同的记录方式但延续了这种“生态”的思想脉络。Elogio dello spirito pubblico me-ridionale(Rome:Manifestolibri,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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