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规训性体制的攻击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进程，我们必须多少涉及到其决定性的根基，它存在于劳动力主体的转化中。在危机时期，即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同在宗主国和附属国内的福利的扩张和控制的全球化为劳工大众创造了一种新的自由空间。换而言之，工人利用了规训性时代；最重要的是，为了扩张劳动的社会力量，其提出异议的时刻和造成政治不稳定的阶段(如越南危机时期)增长了劳动力的价值，重新设计了整套的需求与愿望，工资和福利则不得不作出反应。用马克思的术语，人们可以说必要劳动的价值已经大幅度地上升一一当然从资本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随着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的时间(进而利润)相应在下降。从资本家的立场看，必要劳动的价值作为一个客观的经济数量而出现—劳动力的价格，像谷物、油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可它真正地由社会来决定，并且是整个社会斗争系列的索引。整套社会需求的定义、非工作时间的质量、家庭关系的组织和既定的生活预期全都发生作用，并由重新创造工人的成本有效地表现出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危机期间，社会工资(就工作工资和福利二者而言)的巨大增长直接源于在再生产、非工作和生活的层面上社会斗争的积累。
社会斗争不仅提高了再生产和社会工资的成本(因而降低了利润率)，而且更重要的是强加了劳动自身质量与本质的一种变化。尤其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的工人所承受和争取到的自由空间最大，通过重估整套生产活动的社会价值，实现了拒绝社会工厂的规训体制。规训体制显然不再成功地容纳年轻人的需求和愿望。得到一份保证规则与稳定的工作的前景，一周8小时，一年55周，甚至一生都工作；进入正常化的社会工厂体制之中的前景，这曾是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的一个梦想；如今这两种前景都以一种死亡的方式出现。有着不同形式的对规训体制的大众拒绝不仅是一种否定的表达，也是一个创造的时刻，尼采称之为一种价值上的重新评价。
第十二章抵抗、危机与改革
①我们不想说资本能永久地通过技术进步在其具有破坏力的关系与其(人性和非人性的)环境之间进行协调。技术进步能做的是转移冲突的范围和延缓危机，但限制和对抗依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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