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社会和生态权力的这些概念都描述了帝国概念的核心方面。帝国概念是一个框架，主体的多面性必须在这个框架中进行理解；它也是一个目标，是新的权力范式导向的目标。也就在此，一条实实在在的裂缝产生于各种旧的国际法理论框架和(无论它的形式是契约式的和/或是联合国式的)帝国法律的新现实之间。这一过程中，一切中介成分都被拔到一边，因此，国际秩序再也不能通过中间力量来建构它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只能被最直接地把握。我们已从法律角度承认了这个现实。实际上，我们已看到当新的权力观从全球化的背景中显现出来，并显示自己有能力处理普遍性，将整个星球当作一个单一系统时，它必须取得一个最直接的前提(在例外状态下行动)和一套充分的、灵活的技术(警察制度中的各种手段)。
纵使例外状态和各种警察手段构成了新的帝国权力的坚实内核和它的核心成分，这也并不意味着新的政体同造就独裁与集权主义的各种法律权术有任何关联。（在别的地方，后者已被如此彻底地描述，所用的语言是如此夸张，而描述它的作者又是如此之众多[简直太多了]。①)与之相反，在当代这个处于转折之中的环境中，法律的统治仍起到核心作用；权力依旧有效，而且(恰恰是凭借着例外状态和警察手段)成为程序。这是一场剧烈的转变，它既暴露出权力和主体之间未经中介的直接关系，也显示了既不可能存在任何“优先存在的”中间力量，也不可能抑制各个事件在时间中的多样与差异。②无边无垠的全球空间，深不见底的生态政治世界，不可预见的时间之流，这些就是给新的超国家权力定界的维度。就在此处，帝国的概念要努力建立起自己；在此处，帝国概念要证明自己的效力；仍在此处，帝国机器将被启动。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①举例而言，读者可参阅Peter Dews的专著Logics of Disintegration：PoststructuralistThought and the Claims of Critical Theory(London:Verso,1987)的第六和第七章。一旦读者接受了对权力的如此定义，以及穿越权力的危机，Foucault的话语就展现出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框架，以批判福利国家(在这方面，Deleuze和 Guattari的话语更是如此)。如果读者要寻找与此多多少少相吻合的分析，可参阅 Claus Offe 的专荠Disorganized Capitalism：Con-temporary·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Politics(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An-tonio Negri 的Revolution Retrieved:Selected Writings(London:Red Notes,1988),以及 An-tonio Negri 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都收录入他和 Michael Hardt 的合著 Labor of Dionysu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第 23– 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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