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世界的附属国家和地区无力实施这样的战略，后现代化进程却对它们施加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信息化与向服务业的转化已基本上完全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非其他地方就此出现了，就发展的线性阶段而言，这一事实不应该将我们带回到对当代全球经济形势的一种理解。当然随着工业生产已在宗主国没落，它已被有效地输送到附属国，如从美国与日本到墨西哥和马来西亚。那样的地理转移和换位可能导致某些人相信存在一种新的全球组织，其经济等级为：宗主国是信息服务的经济，它们的直接附属国是工业经济，那些进一步附属的则是农业经济。例如，从发展的阶段来看，可以认为通过工业生产的当代输出，福特在20世纪90年代于巴西建立的一个汽车工厂可与30年代底特律的一个福特汽车厂相比，因为两种生产属于同一种工业阶段。
然而，当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我们能发现两个工厂不可相比，差异则极度重要。首先，两个工厂在技术与生产实践上相差甚远。当一定的资本输出之后，它通常以生产率的最高水平被输出。那么，90年代巴西的福特工厂不会用30年代底特律的福特工厂的技术建造，但将建立在可能的最先进和生产力最强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之上。工厂自身的技术基础建设将明确地把它放在信息经济之内。其次，也许更重要地，两个工厂处在与全球经济整体相关的不同的统治关系上。20世纪30年代，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处在全球经济顶点的统治地位，产出的是最高价值；20世纪90年代的汽车工厂，无论在圣保罗、肯塔基或符拉迪沃斯托克，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着一个附属地位—从属于高价值的服务业的生产。如今所有的经济活动均趋向于受到信息经济的统治，并在质量上被其转化。全球经济的地域差异不是不同阶段发展的共存的迹象，而是新的全球生产等级的类别。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Castells 和 Aoyama,“Paths towards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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