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生产
生产和生态权力、控制社会的关系暴露出前文中提到的几位作者著作的薄弱之处，尽管我们正是借鉴了他们的一系列观念。故而，我们应该澄清福柯的著作中和生产力学相关的生态或生态政治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福柯在多部著作中讨论过，如果不考虑生态政治环境如何被日益用来服务于资本积累，就不能理解从古代政体的主权国家到现代的规训国家的跃进。他写道：“社会对个体的控制并非仅仅通过意识或意识形态来完成，它也完成在肉体之中，得到肉体的帮助。对资本主义而言，最重要的是生态政治，它是生物性质的，是属于肉体的。”②
这一时期，福柯的研究策略的核心目标是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表现，其中包括几种马克思主义的变体。那些理论都将权力与社会生产问题放在上层建筑的层面加以考虑，从而将它们同生产的低级、实在层面相剥离。因此，福柯试图带着社会再生产问题，以及所谓“上层建筑”的一切组成成分回归到基础物质结构中，试图不仅以经济术语，同时以文化的、物质的、主体性的术语来界定这一领域。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在福柯稍后时期的著述中，当他描绘出正在显现的控制社会的轮廓，揭示了这一活跃于整个社会生态政治中的权力形象时，他关于社会整体的概念是如何得到了完善和实现的。但即使福柯强有力地把握住了社会的生态政治层面，并将之界定为内在性领域，这似乎也并不能表明福柯已成功地使他的思想摆脱了从他研究之始就指导着他工作的结构主义认识论。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结构主义认识论是指功能主义式的分析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再生。这种方法高效地割舍了系统的动态特征，系统在运动中体现出的具有创造力的时间流动性，以及文化与社会再生产的本体内容。①实际上，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问福柯：是什么人，或什么样的力量在驱动系统，他的回答将艰涩难解，也可能他根本就不会作出任何回答。福柯最终未能抓住的正是生态政治社会中生产的真实动力。②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① 读者可以追踪一条有趣的讨论线索，它从 Jacques Derrida 对 Walter Benjamin 的文章“Cri-tique of Violence"(以及 Drucilla Cornell, Michel Rosenfeld 和 David Gray Carlson编的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Justice[New York: Routledge, 1992])的解读一直发展到 Giorgio Agamben 在更近一些时候完成的更激励人心的著作 Homo sacer: il poteresovrano e la nuda vita(Turin:Einaudi,1995)。这样一条线索有效地发展起了 Foucault 对生态政治的诠释。然而，我们认为，最根本的还是要把所有这些讨论引归到“生命”的生产性维度这一问题上。换句话说，也就是要确定这一概念的物质性维度，从而超越任何纯自然主义的，或纯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
②参阅Michel Foucault之文章“La naissance de la médecine soci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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