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福利国家的兴衰是公共和私人占有的螺旋中的另一个循环。福利国家的危机根本上意味着通过公共基金建立起来的公共救助与分配的结构正在被私有化和为私人侵占所得。目前趋向能源和通讯服务业私有化的新自由化潮流是螺旋上的另一个转折。这体现在许可能源和通讯由私人经营，而它们都是用公共财政的巨大支出建立起来的。市场体制和新自由主义便依靠这些私人侵占的第二、三乃至n个自然而存活下来。曾经被视为公众概念之基础的公共财产现被侵占为私人所用，却无人能管此事。由此，即使在概念上，公众也遭到解体和私有化。或者真正的情况是，公众与公共财产之间的内在关系被私有财产的超常的力量所取代。
这里我们并不想对资本主义在全球不断施行的破坏和侵占哀叹，即使抵抗其威力(尤其是抵抗对福利国家的侵占)在相当程度上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伦理任务。我们更想问：如今在后现代、信息革命和生产模式的不断改造中，公共财产的关键概念是什么？事实上，如今对我们来说，似乎更多地参予了一种激进和深刻的共性，而不是曾经经历了资本主义历史。事实是我们参予其中的生产世界由通讯和社会网络、互动服务和共同语言所组织。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很少由制造和消费的物质产品所界定，更多的受到合作生产的服务业与各种关系的界定。不断增加生产意味着构建合作与交流的共性。
第十三章 后现代化或生产的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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