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群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作者的著述中，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社会生产与生态权力的关系。这个群体从生产性劳动的新本质，以及它在社会中的鲜活发展的方向确认生态政治维度。他们使用诸如“大众智性”、“非物质劳动”等术语，他们也借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智力”概念。②这些分析来自两套步调协调的研究方案。第一套方案在于分析生产性劳动在近年发生的转化，以及它越来越向非物质化靠拢的趋向。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由在工厂中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组成的劳动力量原先起到了核心作用，可今天，这种作用已越来越被通讯交往领域智力化、非物质化的劳动力量所取代。因此就必须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价值理论，以把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价值积累问题推到剥削机制的核心(或许也因此把这个问题带入潜在的反抗核心)。这一学派发展出的第二个，也是由第一个方案导引出的方案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活生生的劳动力在社会和交往领域所占据的最直观维度，这样就执着地提出了主体性的新形象问题，它涉及他们遭受的剥削问题和他们的革命潜能问题。对活生生的，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的剥削，它的最直观的社会维度将劳动结合进一切界定着社会的关系因素中，同时这种维度也激发出批判因素，这种批判因素可在全体劳动实践活动中发展出不屈与反抗。因此，在建立起新的价值理论后，新的主体性理论必须随之形成，这一主体性主要在知识、交往和语言的领域内发挥作用。
这些分析重新确立了在社会构成的生态政治过程中生产的重要性，但在某些方面它们也把它离析了出来凭借对它的纯粹形式的把握，这些分析在理想层面上对它进行提炼。它们仿佛表示只要发现了新的生产力形式非物质化劳动、批量化智力劳动、“一般智力”劳动就能具体把握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动态的、创造性的相互关系。当它们把生产重新置入生态政治环境中时，它们几乎仅仅把它放到语言和交往的视野中加以展示。因此，这批作者最严重的缺陷之一就是在处理生态政治社会中的新生产实践时趋向于仅仅触及它在智力和非物质方面的表现。然而，肉体的生产力和情感的价值在这个环境中无论如何也是具有核心重要性的。我们将详细阐述当代社会中非物质劳动在三个方面的表现：1）近来因信息网络联络在一起的工业生产中的通讯交往劳动；2）分析象征、解决问题的互动式劳动；3）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见第十三章)。其中第三个方面关注的焦点是物质的、肉体的生产力，它是当代生态政治生产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成分。毫无疑问，这一群体的工作以及它对“一般智力”的分析标志着一个进步，但它的概念框架仍过于纯净，几乎算得上单纯。在最终的分析之中，这些新概念只是挠了挠生态权力新理论框架所具有生产动力的表皮，难以深入其肌理。①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①在其专著Chaosmosis(Sydney:PowerPublications,1995)中，Félix Guattari 小心翼翼地避开所谓反“宏大叙事”，可他也发展出这一类社会批判最为极端的产品。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上看，尼采的追随者 Massimo Cacciari 在他的专著DRAN：méridiens de la décision dans lapensée contemporaine(Paris;L'clat,1991)中，也表达了大致类似的立场。
② 如果读者要查找与此相关的英语资料，请参阅 Paolo Virno 和 Michael Hardt 合编的 RadicalThoughts in Ital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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