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些已取得部分成功的努力的基础之上确认生态政治生产的潜能。正是依靠把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描述的生态政治背景的种种界定性特征合理、连贯地组合为一体，再把它们引入生产的本体，我们将确定集体生态政治体的新形象。尽管如此，这一机体中仍将充满矛盾与悖论。对这一机体的建构不是凭借否定激活这一机体的各种原初生产力，而是凭借对它们的确认。这一机体之所以可以成为语言(既包括科学语言，也包括社会语言)，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各种独特的、确定的子体构成的复合体，子体在母体之中探寻彼此间的关联。因此，它既是生产，也是再生产；它既是基础结构，也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是最丰富的生活，最标准的政治。我们的分析必须深入到集体生态政治体造就的、由生产决定因素和冲突决定因素构成的丛林中。①我们分析的语境必须能够做到揭示生活本身，揭示世界的构成过程，揭示历史。我们提出的分析决不能是任何一种理想化形式，它必须浸没在稠密、复杂的经验之原汤中。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建立起这样一条探索道路的框架既是它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同时又是它实实在在的局限。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形式这样的问题上，分析必须超越所谓的“工人主义”式分析的限制。举例而言，Gayatri Spivak 在其专著In Other Worlds: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New York:Routledge,1988)中就着重指出了它的-个局限。他坚持一个事实：这一路马克思主义分析所持的价值观念在居主导地位的国家中或许可以发挥作用，但一旦它处在那些居于从属地位的地区的环境中，它就完全失去其功效。毫无疑问，对于我们在本书中发展起米的问题域，Spivak的质疑具有极度的重要性。实际上，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我们可以说，迄今以来，以批判生态政治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最深刻、最坚实的问题域正是出现在女权主义理论中，尤其足关注女性工作、情感劳动和生命权力的生产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中。或许，用它所展现出的框架来更新欧洲“工人主义”学派的方法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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