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作用。
根据这三种变量，每个主体必须成为受统治于控制网络的一个对象(在现代早期的意义上，该对象受制于一种主体权力)，同时每一个应该也是网络中生产和消费的一个独立代理人。这种双重身份真实可行吗？这个系统可能会要保持政治控制和生产者或消费者的主体性吗？似乎并不真的可能。事实上，普遍网络存在的基本条件在于它必须是杂交的，也是这个体制框架的中心设想，即为了我们的目的，政治对象应是短暂的和被动的，而生产与消费的代理者则是现有的和主动的。这意味着远不是传统平衡的一种简单的重复，新的混合体制的形成导致既定角色间的一种根本失衡，从而导致将生产与消费主体从政治控制的机制中解放出来(或至少使其在里面的地位含混)的一种新的社会动力。这里就是斗争的基本点看上去要涌现的地方，就在生产和主体性规范的层面之上。
这真的就是生产模式的资本主义转化、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发展和帝国政体进程将要导致的形势吗？我们当然不宜下这种结论。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新形势下，自由的和帝国的混合政体一直在遵循的策略，即平衡和规范的参与，面临着新的困难，并且面对着这一进程涉及到的个体与集体的生产主体要求自治的强烈愿望。在生产和规范主体性的层面上，在政治对象和经济对象之间的分裂上，似乎我们可以确定一个真正的斗争的区域，藉此所有政体的策略和力量间的平衡可以被重新展开一个真实而完全的危机境况，也许最终是革命的形势。
政体的景观
但是，似乎从这一分析中显现出来的公开的斗争领域在我们考虑新的机制时很快消失了；通过新机制，这些参与的混杂网络从上面便得到控制。①事实上，将混杂政体的各种功能和实体聚合在一起的黏合剂正是盖伊·德博所说的“景观”，一种意象和观点的整合后分散开的工具，它产生并规范了公众的语言和舆论。②在这种景观的社会中，曾被想象成公共空间以及政治交换和参与的公开层面的东西彻底消失了。这一景观毁坏了任何社交的集体形式—将它们在各自汽车里以及录像机前的社会角色个性化—同时强加了一种新的大众社交、一种新的行动与思想的统一性，在这个景观的层面上，政体上传统的斗争形式变得难以想象。
第十四章 混合的政体
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