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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上的斗争
在这个政体进程和帝国角色的分析上，我们最终的目标在于发现争端与选择可能出现的层面，在帝国中，其实也与现代和古代的体制中的情况一样，政体自身是斗争的一个场所，而现今该场所和斗争的本质根本不清楚。如今帝国体制的大致轮廓可在广泛分布的全球通讯网络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在这种网络中，各种关系的建立均来源于和指向其所有的节点。那样一个网络随即看上去似是而非地对斗争和介入予以完全的开放和关闭。一方面，网络形式上允许关系网中的所有可能的主体同时出现，但另一方面，网络自身是一个真正专门的“非空间”。政体上的斗争将在这一含混和变迁的层面上展开。
有三个关键的变量会界定这场斗争，即活跃在共性与个性之间的领域内的变量、在监控的公理和主体自我认同之间的变量及在权力的主体性生产和主体们自身的自主抗拒之间的变量。第一个变量涉及网络及其一般控制的保证，因此(积极地说)网络总在运行，但(消极地说)它不可能反抗权力的所有者。①第二个变量关系到网络的服务推广者和这些服务受到公平付酬的假象，以便网络可以支持和再生产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同时生产有专属它的社会与政治的区域。②最后，第三个变量出现在网络自身之内。它所涉及的各种机制产生了主体间的差异，而且通过这些机制中的方法，这些差异可在该系统内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这种首要的变量和对构成关系上网络功能的分析在某些方面同各种自动形成的网络理论相关。例 the work of Humberto Maturana and Francisco Varela。关于对后现代理论背景下系统理论的优秀分析，见 Cary Wolfe, Critical Environments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1998)。
②系统理论上的各种进展也对我们理解这第二种变量起作用，N.L.的作品对用法律与社会的哲学来分析自动形成的系统已是最有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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