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构成主权的所有的旧关系。
帝国的控制不再通过现代国家的规训性模式得以实施，而是通过生态政治的控制模式进行的。这些模式以一群具有生产性的民众作为基础与目标，这些民众不可能进行组编和规范化，而必须加以统治，即便以其自治的方法，“人民”的概念不再作为监控系统的有组织的主体起作用，结果“人民”身份便被流动性、弹性和民众的永久分化所代替。这种转变除去了权力合法性的循环现代观的神秘性并摧毁它；通过这种观念，权力从民众中建立起一种单一主体，该主体随后转过来使同一种权力合法化。那种诡辩式的重复不再起作用。
民众由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手段在真正吸纳的社会关系内进行统治。民众只能按生产、交换和文化上的方式接受统治一换句话说，在其存在的生态政治的情境之下。然而，在民众的非地域化的自治中，民众的这种生态政治的存在具有转化成有智性生产率的一个自治群体的潜力，按斯宾诺莎的观念，是转化成一种绝对的民主权力。如果发生了那种情况，生产、交换和交际的资本主义统治将会被推翻。阻止它的发生则是帝国政府的首要和基本任务。但我们应牢记，帝国的政体自身的存在要依靠构成这种威胁的诸种力量，即生产性合作的自治力量。它们的权力必须被控制但不被破坏。
帝国提供给全球化资本的保障并不涉及到一种微观政治的和(或)微观治理上对人群的管理。监控的机制无法进入本土的空间和有限时间的生命序列，在后者那里治理产生作用；治理没有成功地对独特性和它们的活动加以控制。帝国监控所具体投资和保护的以及它的资本主义发展所保障的，正是全球体系的普遍均衡。
帝国控制通过三种全球的专制手段来运作：炸弹、金钱和无线电。热核武器的全套装备有效地聚集在帝国的顶端，代表了摧毁生命自身的持续的可能性。这是专制暴力的一种运作，一种超常规的新水平，它彻底改变了这方面的一个概念，即主权国家对合法的物质武力拥有垄断。一度在现代性时期，这种垄断或者被合法化为从无政府主义的暴徒手中夺取武器，这些暴徒是由趋向于互相残杀的个体组成的乌合之众；或者被合法化为抗击敌人的防卫工具，即反对其他组成国家的人民。这两种合法化手段都最终指向人群的生存。而今，它们不再有效。从一个可能自我毁灭的人群手中夺取暴力手段，这趋向于变成旨在维持分化生产区域的、仅仅是治理性和警察的作用。随着国家权力间的核战争变得愈加的不可思议，这第二条理由也变得更加没有效力了。核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帝国范围内的集结业已限定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主权，因为核技术使它们远离对战争和和平的决定权，而这正是传统的主权定义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而且，帝国炸弹的最终的危胁已将每场战争降到一场有限的冲突、一场内战、一场肮脏的战争等等。它使得每场战争成为治理的与警察力量的专属领地。除了从炸弹的角度看，没有任何其他角度使得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以及从现代的主权到帝国的历程更加显著。这里帝国最终被定义成生命的“禁区”，换句话即具有毁灭的绝对能力。帝国是生态力量的终结形式，因为它是生命力量的绝对颠覆。
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主权，或治理控制下的全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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