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的自主性是一个根本的条件，是帝国体制发展的根本条件。事实上，假使存在帝国人口的流动性，如果治理的自主性也未使各种人口踏上一条流浪的征程，那么要拥有一条合法治理的原则将不可能。类似地，倘若这种治理不具有平等的弹性，不善于具体而持续的程序上的修正与区分，那么通过以杂交的文化形式在各式各样的贫民窟中迫使民众变得更加有流动性和弹性的过程来要求分化民众将是不可能的。对帝国体制的认同并不是某种从曾在现代法权国家中定形了的成功治理的超常之处遗传下来的轴。认同更是经该体制的本土有效性形成的。这里我们已经勾勒出的只是帝国治理的最一般的轮廓。帝国治理仅仅聚焦在治理行为的自主的本土有效性之上，确立这样的治理靠自身不能保障该体系免于最终的威胁、骚乱、反叛和暴动，或者甚至免于本土的治理部门间正常的冲突。然而，这种论点的确将讨论转化成关于帝国政府的“皇家特权”的讨论—一旦我们确立起这样的原则：冲突的规范和来自合法暴力手段的援助必须以(生产、金钱和交际的)自我规范的方式和帝国内在的警察力量来加以解决。这就是治理的问题转化成监控问题的所在。
帝国的监控
现代体制趋向于不断地使治理和监控相一致，直到二者难以区分，相反帝国的监控则和治理保持着距离。在现代和帝国的两种体制下，和非中心化治理的风险与可能的偏差一起，内在的矛盾要求保证有一个至上的监控。现代国家的法制基础的早期理论家们视此为对一种至上权力的最初的呼唤，但帝国监控的理论无需为其体系编造出那样的传说。既不是不断陷入战争中的民众的呼吁需要一种抚慰性的至上权力(如霍布斯的书中所说)，也不是一个商业阶层的呼吁需要合同的保障(如洛克和休谟的书中所说)。帝国的监控其实是一种社会爆发物的结果，它推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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