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不再存在，或者尚未存在……人民缺失着。
—格里泽·德勒兹
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以一种是什么和存在什么的评论方式进而以本体论的方式大体上论述了帝国。然而，为了加强论证，我们有时用一种伦理政治学的语言来讨论帝国的难题，并估算感情与利益的各种构成例如，在较早的论述中，我们从民众的立场判断帝国比以前的权力模式少些缺陷，或者说优于以前。从霍布斯到休谟时期的英国政治理论也许呈现出那样一种伦理政治学语言的模式例证，它始于对前社会的入性的悲观描述，试图通过依赖一种超验的权力观来确立国家的合法性。(更多或更少自由主义的)“利维坦”在全面对抗的战争方面少些缺陷，并因为确立和保护和平而更优良。①但这种政治理论化风格不再有用了。假像在于主体可以被“前社会”地理解为在群体之外，然后对其施加一种超验的社会化。在帝国内，没有主体性是局外的，所有的地方已被吸纳进一个普遍的“禁区”。政治学的超验假想不再经得住考验，没有了论争的实用性，因为我们都完全存在于社会的和政治的范围之中。当我们认识到后现代性这种极端的结论，政治哲学便迫使我们进入本体论的层次。
第十六章 虚拟性
① 论这种政治理论化的风格，见 C. B.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and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