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之外(不可测量的)
当我们说政治理论必须说明本体论时，我们首先指政治学不可能从外部来构建。政治学是迅速造就的，它是一个纯粹内在化的领域。帝国形成于这种粗浅的水平面上，我们的身体与思想在此扎根。没有组成它的外界逻辑性机器。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便是世界看上去以政治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市场是全球的，而权力则被组织起来，贯穿在这种普遍性当中。帝国的政治体现在其全球的扩张之中—只有风和气流可以吹动的一片瀚海。超验想象的中性化于是成为首要的感觉，即帝国范围内的政治问题是本体论的。①
价值和标准的所有超验的结论过去常常管理着权力的部署(或者真正决定着它的价格、分支和等级)，现已失去它们的一致性。鉴于这一事实，政治的问题也必须理解为本体论的。从历史人类学家如鲁道夫·奥托和乔治斯·杜梅泽尔所运用的神圣的权力神话到《联邦党人》的作者们描绘的新政治科学的规则；从“人权”到国际公法的标准一所有这一切随着通向帝国的进程而逝去。根据一种后现代的权利和后现代法律的模式并通过灵活流动的和本土化的程序，帝国支配着法律，维护和平。①帝国建立起本体论的网络，权力的所有关系在其间交织一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还有社会的与个人的关系。跨越这个杂交领域存在物的生态政治结构便是帝国政体的内在结构被展现的所在，因为在生态权力的全球性方面，每种有限的价值标准趋向于解体，而帝国权力的水平线将最终展现为处在标准之外的水平。不仅政治的超验，而且连超验本身都已不再决定标准。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论政治与本体论之间的内在关系，见 Antonio Negri, The Savage Anomal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and Baruch Spinoz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in TheChief Works of Spinoza ,vol. 1(New York: Dover Press,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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