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不认为这真的是一种矛盾。仅仅在形式逻辑上存在静止的矛盾；但矛盾从来在物质逻辑(即政治的、历史的和本体论逻辑)上不是静止的，后者将其放在可能性继而权力的层面上。其实，帝国政府强加在民众虚拟性上的关系，只是一种压迫的静止关系。帝国政府的投入基本上是否定性的，按步展开，意在强制地安排冒有沦入混乱的风险的行为和事件。在所有情况下帝国政府的有效性是规范化的，而非组成性的，即便效果长久亦是如此。帝国的过分控制至多形成了记录政治生活的周期，或者真正记录了决定存在的最软弱和重复的意象。
帝国政府的至高的特权，它对炸弹、金钱和通讯的垄断，只是具有破坏的能力，继而成为否定的力量。帝国政府的行为干预到民众的规划中去，仅仅以使之解体和缓慢的方式来把虚拟性与可能性合拢到一起。在这方面帝国的确触及到历史运动的进程，但它不可能因此被定义为一种积极的能量—相反，其控制的合法性只在不断增加地为这些运动所颠覆。
当帝国的行为有效时，这并不源于它自身的力量，而是因为事实上它迫于来自民众抵抗帝国力量的反弹。有人可能说在这个意义上抵抗实际上先于权力。①当帝国政府介入时，它选择了民众的解放动力，目的在于破坏它们，反过来它受抵抗的驱动。帝国的至高投入及其所有的政治主动权依据组成民众存在的抵抗行为的节奏建构起来。换句话说，帝国规范的和压制的程序的有效性最终必须追溯到虚拟与组合成的民众行为。帝国自身不是一个积极的现实。它在崛起的瞬间倒塌。每个帝国的行为是对民众抵抗的反弹，并且形成民众需要克服的一个新限制。②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Bernard Aspe 和 Muriel Combes, “Du vampire au parasite,"见 Futur antérieur, no. 35 – 36(1996)。
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