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应该弄清楚：是什么组成了帝国社会层面上的社会合作：生活的增效作用，或者真正地说是生活原貌(nakedlife)的生产性表现。乔吉奥·阿甘本使用“生活原貌”这一术语指涉人性的否定性局限，揭示出在政治深渊的背后，现代极权主义已经构建起(或多或少英雄式的)人类消极状态的条件。①我们愿意说，相反，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通过可怕地将人类降到一种最低水平的生活原貌，妄想摧毁生活原貌可能成为的巨大力量，试图取消民众新的生产合作的力量得以聚集的形式。顺着这一观点，有人可能说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反动的狂热释放之时，正是资本发现社会合作不再产生于资本的投资，而是一种自主的权力，是每一种生产行为的可能结果的时候。当人类的力量立刻显现为一种自主合作的集体力量时，资本主义的史前历史走向终结。换句话说，当资本主义的史前史走向终结之时，社会和主体的合作不再是一种产品而是一种假定，生活原貌被提升到生产力的高度，或者就在它显现为虚拟性财富之时。
民众的科学、情感和语言的力量强烈地改变着社会生产的条件。民众再占用生产力的领域是一个激烈巨变后的领域一一个造物主般运作后的场景。这首先由对合作主体性的生产进行的一次彻底修正所组成：它形成于一种行为，即与民众业已再占用和再创造的机器相融合、相杂交的行为。因而它形成于一种出逃；就主体被转化成(而且发现构成它的合作在)这种机器(中倍增)而言，出逃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机械性的。这是出逃的一种新形式，一种趋向(或连同)机器的出逃—一种机器的出逃。②现代工人的历史和现代主权主体的历史已经包含了机器巨变的一段漫长的历程，但人与机器的杂交化不再由整个现代阶段内它所遵从的线性道路来确定。我们业已来到这一时刻：已控制了杂交化和机器巨变的力量的关系如今可以被推翻。马克思认识到工人与机器间的冲突是一种错误的冲突：“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①如今，新的虚拟性和现实的生活原貌有能力控制机器巨变的进程。帝国内对机器虚拟性的政治斗争，或者真正地对虚拟与真实之间的不同道路的选择的斗争则是斗争的一个中心区域。生产与生活的这个新区域为劳动打开了一个巨变的前景：主体的合作能够而且必须进行伦理、政治和生产性的控制。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il potere sovrano e la nuda vita (Turin: Éinaudi, 1995). ②论这种机械化概念，见 Félix Guattari,L'inconscient machinique: essais de schizo-analyse (Fontenay-sous-Bois:Encres/Recherches,1979);and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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