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们可以开始讨论新世界秩序的合法化问题了。新世界秩序的合法化并非诞生于原先存在的国际约定。它也不是原初的，尚处于胚胎期之中的超国家组织的职能产物，因为那些组织本身仍是通过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条约而产生的。帝国机器的合法化，至少在部分上，产生于通讯交往工业，也就是说，产生自把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变成一部机器的改造之中。这个主体创造出自已的权威形象。这种形式的合法化不需依赖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只要发展出它自己的自我生效语言，它就可被一再获得。
在这些前提的基础之上，我们应更深入考虑一种后果。如果通讯交往是生产的霸权部门之一，而且其影响遍及整个生态政治领域，那我们就必须认为通讯交往与生态政治环境是共存的。这就把我们带出如于根·哈贝马斯这样的理论家曾描述过的域界。实际上，当哈贝马斯发展出他的交往行动概念，强有力地展现出通讯交往的生产形式以及由此而生的本体后果时，他所依赖的依旧是超然脱出全球化效应之外的一个立足点，一个由生活和真理所构成，能够抗击对存在的信息殖民的立足点。①然而，帝国机器已显示这个外在的立足点已荡然无存。相反，通讯交往的生产和帝国合法性的建构携手并进，已密不可分。这部机器自行认证，也就是说，它已实现了系统化。它对社会构造进行整形，或者排散出矛盾，或者消除矛盾的影响。它制造出一种境遇，在这种境遇中，差别在被强制性中和之前，就已经被吸收入一场自我生成、自我调控、动态平衡、无足轻重的游戏之中。正如我们在别处已经争论过的，任何一种以后现代状况为对象的法律理论都必须考虑到这一从通讯交往方向对社会生产所做出的界定。②帝国机器的持续仰仗于生产出动态平衡的背景以及/或者剪除复杂性。它做出虚假姿态，提出所谓普遍公民地位的方案，就在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同时强化干涉的作用，将其施加到通讯交往关系的每一要素中；与此同时，它以一种纯后现代的方式消解认同感与历史。③帝国机器不仅没有消除主宰叙事(master narrative)，而且实际在把这种主宰叙事(尤其是意识形态主宰叙事)不断地生产、再生产出来，以认证、欢庆它自己的权力。这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的论述正好背道而驰。①在这场语言与生产的交往中，现实的语言生产和自我认证所使用的语言是我们理解帝国权力的效力、它的有效性和它的合法化的关键。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Stephen Bradiey 主编的 Globalization, Technologies, and Competition: The Fusion ofComputer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90s(Cambridge,Mas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Press, 1993), 以及 Simon Serfaty 的专著 The Media and Foreign Policy(London:Macmilla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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