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的现实迫使政治理论对自身从根本上进行再定义。例如，在生态政治的社会中，按托马斯·霍布斯的提法，恐惧不能被用作协议的政治政体惟一的原动力，进而否定了民众的爱。或者不如说，在生态政治的社会中，主权的决定永不能否定民众的欲望。如果那些奠基作用的现代主权策略今天和它们决定的对抗一起使用，世界将走向终结，因为生育将不再可能。为了实现生育，政治不得不让位于爱情和欲望，目的是为了生态政治生产的基本力量。政治不是如今由愤世嫉俗的政客们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所教给我们的东西。如民主的马基雅维利所告诉我们的，它更是生育、欲望和爱情的权力。政治理论须沿着这些线索对其自身重新定位，并采用生育的语言。
生育是生态政治的帝国世界的原动力。生态政治—一种杂交化的范围，包括自然的与人造的、需求和机器、欲望和经济、社会的集体组织一必须为生存而不断地再生育自身。在所有其他要素之前，生育在那里成为生产与再生产的基础与动力。生育的联系赋予交际以意义，任何对这种首要性不作回应的(日常、哲学或政治的)交际模式都是错误的。帝国的这些社会与政治上的关系记录下生产发展的这一阶段，解释了生育与生产的生态空间。由此我们已达到生产性社会被真正吸纳到资本之下的一种虚拟性的局限一—但恰恰在这种局限性上生育的可能性和欲望的集体力量在其全部权力中显示出来。
腐败
与生育相对的是腐败。腐败远不像各种柏拉图式哲学思潮所希望的那样是生育的必要补充，而只是对其简单的否定，①腐败打破了欲望之链，中断了其在生产的生态政治的水平上的延伸。它建构了民众生活中的黑洞与本体论真空，这些连最反常的政治科学都不能加以掩饰。与欲望相对的腐败不是一种本体论的原动力，而只是缺少存在的生态政治实践的本体论基础。
第十七章 生育和腐败
①论生育与腐败的哲学概念，见Reiner Schürmann, Des hégémonies brisées(Mouvezin:T. E. R.,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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